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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福建佛教简介 经久不衰的历史

    发布日期:2012-11-19 17:14:24 【关闭】
    摘要:
    学术界一般认为,佛教在西汉末、东汉初传入我国中原一带。最迟在西晋时,佛教就传入福建。西晋太康三年,公元282年,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(即今福州市)建造绍因寺,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。寺名绍因,有“继承”意义,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。西晋太康九年,公元288年,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,是福建省第二座佛寺。
       
      南北朝时期,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,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、闽东传播。梁武帝时,福建全省共建佛寺28所,并开始建塔,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。陈朝时福建建寺30座。陈朝永定二年,公元558年,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。同年,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,挂锡延福寺三年,翻译佛经,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。
       
      隋代福建共建寺12座,佛教继续在闽东、闽北、闽南传播。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,福建全省新增寺院735座,但发展不平衡,主要在闽中、闽东、闽北,闽南佛教也逐渐兴盛。唐代传入福建的佛教有多种渠道,仅三明地区就有远方僧人到此隐居修行而进行传播、从江西各寺庙传入、由广东经汀洲传入、由闽中传入等,因此既有整体性,又有独立性。
       
      唐代福建高僧辈出,一些高僧如怀海、希运、灵祐、慧海、义存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唐代福建名刹林立,一些在全国、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,大都是建于唐代,比如福州鼓山涌泉寺、福州怡山西禅寺、福州金鸡山地藏寺、闽侯雪峰祟圣寺、泉州开元寺、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。
       
      五代闽国,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,福建佛教独盛一时。王氏统治福建时共新增寺院706座,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厦门,也由僧人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。闽王王审知全力扶持佛教。王审知曾经分别在福州乾元寺和福州开元寺开坛,度僧共五千人。他还在福州开元寺铸丈六高铜佛像一座、丈三尺高菩萨二座。王审知还特地命令运送木材到泉州建造仁寿塔(西塔)。王审知侄儿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,礼遇僧人,大造佛寺,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       
      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,如福州鼓山涌泉寺,据《鼓山志》卷5《田赋》载,王审知施舍给寺院的田地多达八万四千亩。统治者还以法定的方式,使寺院占有肥沃土地。当时一些贵族和富豪纷纷施舍田地给寺院。传说,泉州开元寺就是由泉州富商黄守恭捐献土地建成。
       
      五代时,福建僧人猛增,据《三山志》载,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六万多人,福州鼓山涌泉寺、怡山长庆寺、闽侯雪峰祟圣寺的僧人均多达一二千人。当时高僧云集。僧人地位空前提高,如雪峰义存常被迎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说法。
       
      宋代福建佛教愈加兴旺,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。文献记载,仅福州府,在宋代佛寺就超过1500座。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,也建得富丽堂皇。闽南泉州,宋初保存的寺院也有近千座。闽北建州,寺院也近一千座。宋代时,福建寺院经济发达,占据许多良田。许多达官文人都喜在寺院中设立自己读书处,以便攻读之余和高僧谈古论今,吟诵作诗,如南宋名相李纲在绍兴年间曾为邵武同乡宋禅师在泰宁建寺庙。一些名人也经常游历佛寺,朱熹曾多次游寺,并在多处寺庙题写对联。
       
      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,也排在全国之首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宋真宗年间,全国僧397615人,尼61239人,福建僧尼为71080人。《三山志》记载,北宋元丰年间,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,有僧尼一万余人参加。至南宋建炎年间,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49次。僧尼在闽南一带也发展速迅,《泉州府志》记载,仅泉州市区,在宋代就有“僧侣六千”,以至朱熹为泉州开元寺写了一副对联:“此地古称佛国,满街都是圣人。”
       
      元朝,统治者热衷于念经、祈祷、印经、斋僧等各类佛事活动,并大建塔寺以修功德。所以元初福建虽经战乱而毁废了不少寺院,但在短期内又开始发展。至元二十一年(1284年),元世祖忽必烈命僧人澄鉴重兴毁于战乱的宁德支提寺,历时十五年建成。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率军远征爪哇,因无功而还,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。亦黑迷失由此特发诚心,大力支持佛教发展。亦黑迷失刻立《一百大寺看经记碑》,指定全国一百座大寺,福建占了32座,其中泉州有17座,当时泉州有“僧半城”的说法。泉州开元寺在元代有上千僧人,昌盛一时。
       
      明代,福建佛教再次兴旺。由于寺院占有大片良田,又拥有免除各种赋役的特权,所以不少民田被施与僧人。仅建宁一府,就有一半的农田被寺院控制。洪武年间,建宁已出现了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“僧令司”,并已有寺庙一百余座。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,曾于万历元年(1573年)请宁德的支提寺大迁法师入京讲法,居住慈寿寺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太后以金铜合金铸造一尊重达千斤的毗卢遮那佛像送到支提山供奉。明万历年间,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鉴源、镜源赴京请《藏经》,得叶向高宰相帮助,朝廷赐《藏经》678函,紫袈三袭,同时赐额,改名为“万福禅寺”。
       
      明嘉靖后,官府把寺院经济作为缓解“军储告匮”的主要渠道之一,甚至变卖寺产以充兵饷。一些豪强势族也伺机侵夺寺产,使一些寺院僧逃寺荒。如泉州开元寺、承天寺被军队占领,一度变成锻造兵器的场所。但闽南一些寺院却依旧香火旺盛。一些偏远的地区,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发展,如上杭的佛教活动颇兴盛,仅紫金山就先后建有中峰寺、五龙寺、麒麟殿等,僧人达200余人。明洪武年间,上杭开始设僧会司,理佛教事务。
       
      明末,由于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,一些文人不满时政而归隐林泉,促使寺院发展。厦门岛上的文人学士与高僧隐士谈禅论佛,往来无间,有些人还积极参与拓建寺院,如万历年间,名士林懋时开拓虎溪岩,明代正德年间,觉光和尚大规模扩建普照寺,使厦门佛教初具规模。
       
      清初,一些不满异族统治的人士遁入空门,但身入佛门而犹眷念故国。其中著名的如惠安的如幻,本为明朝诸生,当清兵下剃发令时,出家于平山寺,以后卓锡于南安雪峰寺,成为闽南的一代高僧。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元贤,曾设法多方庇护明末遗民。郑成功据厦抗清时,东南沿海一批忠臣义士流寓厦门,他们或托迹山林,或削发出家,较著名的如阮文锡、姚翼明、杨秉机、林英等三十余人,由此极大促进了寺岩的开拓和建设。清初的厦门寺岩,除虎溪岩和醉仙岩外,几乎所有的现存厦门寺岩,如万石岩、太平岩、云顶岩、宝山岩、碧泉岩、寿山岩等都建于这一时期,厦门佛教得以发展。
       
      清朝统治者笃信佛法,推祟佛教,民间集资修建新寺院甚为风行。福建的各大丛林,在清代均修缮过。清统治者对福建一些寺院多有赐额。如康熙十八年,御赐福州芝山“开元寺”匾额;福州鼓山涌泉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时赐御书“涌泉寺”匾额。
       
      清朝中叶因“倭患”和“迁界”,一些寺院被毁,泉州晋江建于唐宋间的古寺如法云寺、方广寺、祟真寺、普照寺、广教寺、安福寺、龙兴寺、报恩寺等都在当时被毁。但也有因地僻而相对平安,佛教得以发展。如南平顺昌,在明代时寺庙被毁,仅存剩18座;到了清朝中叶,康熙年间全县有名可查的寺院 就有三十座。在三明沙县,康熙年间佛教有较大发展,旧时被毁废的寺院大都复建,全县总数不下百座。
       
      福建佛教自唐五代后,虽然发展不平衡,但从全省范围上看,至近代持久不衰。一般认为,佛教传入中国后,经历了依附(东汉)、发展(魏晋南北朝)、鼎盛(隋唐)和衰微(宋代以降)。但这种现象在福建没有出现,宋元以后,佛教在福建继续发展。其间虽然有元末战乱、明嘉靖后的倭寇骚挠和以寺院资产充军饷等因素的冲击,佛教局部受到打击,但总的还是有发展。明清时,虽然闽南一带佛教发展缓慢,但在闽中、闽北仍然照常发展,在闽西甚至还较唐宋元有了更大的发展。
       
      福建佛教长期兴盛不衰的原因,主要有五个方面:
       
      第一,统治者的扶持和倡导。从闽王王审知起,就对佛教予以种种优待,除了礼遇高僧,还拨了大量钱财修造寺院。历代统治者多次对福建各种寺院赐额,赠经书及赠送多种法物。
       
      第二,统治者的扶持推动了民间的崇佛风气。福建民间有捐款资助寺院的传统,不仅一般信士踊跃布施,一些地方官及告老返家官员也乐于舍钱。
       
      第三,福建寺院长期占有大量土地。寺院经济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,使福建寺院长期有经济来源。
       
      第四,外省许多高僧入闽。或为避战乱、或为弘法,外省许多高僧都来过福建。
       
      第五,福建远离全国政治中心,历史上一些全国性的反佛运动传到福建已成强弩之末。如唐代武宗排佛,但传到福建,已被打了折扣。许多僧人藏进深山,暂避其锋,等风声一过又重返寺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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